日前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说，一些企业安排劳动者每日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很少有正常的休息日。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未执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富士康等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面对全总的质疑，继阿里巴巴后，富士康同样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从它的发声来看，即便是作为制造企业的翘楚，也一样面临如何处理员工加班问题的困扰。“一方面，员工希望能够通过加班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企业又要确保员工加班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这一直以来都是所有制造企业面临的挑战”。

　　富士康的喊冤似乎也有道理。毕竟作为企业，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呼声无可厚非，而人力资源成本和市场效应之间互动关系也显得水到渠成。从两者对应关系来说，如果市场产品需求量走上升通道，那超过平时生产力负荷的加班加点则可能成了一种倒逼。而仅仅是作为苹果手机的代工，就足以开动富士康的全部马力。

　　但为苹果代工手机，富士康却不能掌握产业链上游的话语权，继而在财富分配上面，也显得办法不多，加班成了工人薪资增长的途径。《纽约时报》曾对苹果公司经典手机iPhone4的供应链进行解剖，结果发现，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约为187.51美元。其中，约80美元的材料是韩国的产品，美国、德国和日本一些公司则提供另一些材料。将这些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等中国组装企业，则只得到每台6.54美元的酬劳。而苹果公司在每台iPhone4上的获利高达360美元，即利润约为60%。

　　对苹果的高度依赖，让利润微薄的富士康面临种种窘境。公开财务数据显示，拿2009年为例，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的毛利润为4.3%，纯利润低至1.9%；相比之下，苹果利润率达到27%，惠普为9.6%。

　　最快、最精密制造体系制造出与众不同备受青睐的“苹果”，它在享受世人膜拜的同时，却没有把过多的目光投射到正在滴水不漏的生产线上，那里的工人很多正在加班加点。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手中的底牌是人口红利，但没有人能预测到这种红利能够延续到多远。但可以知道的是，中国在经济新常态的语境下，调结构、促改革已然成为一种方向。往中高端迈进成为下一种可能。当小米的雷军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叫板苹果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种中国创造业的“野心”。即便它的智造度还有待观察。

　　“我们也请郭军先生在不断点名批评的同时，能够"走到基层"，了解企业和员工的心声，监督企业的不足，也不要忽视企业的成长和进步。”也许，富士康有自己“不得已”的理由和苦衷，与苹果相比，它处于价值链条的末端，话语权不多，利润有限，如果工人不加班，更无利润所言，但它全面叫板全总，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劳资双方话语权的完全不平等，《工资集体协商条例》几乎是一句空话。

　　这是一个悲哀。全总作为全国工人自己的组织，当然有站出来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义务与职责。站在监管者的角度，站在工人的角度，全总有义务推进工资协商制度，让劳动者在工资的制定中享有话语权。

　　其实，富士康这种敢于直面全总的情况很危险，因为中国人口红利，随着新的发展阶段而逐渐结束，长期的压榨人口红利，势必进一步削弱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大方向其实已经很明了，但要走起来，一定是筚路蓝缕。一方面，中国只有从制造大国变成创造大国，才能为人口发放红利。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也得明白，拼命地压榨工人而创造企业的盈利，不是长期的最优选择，只有让劳动者更加体面地工作着，企业的发展才更具有可持续性。当然，这条路很难，但不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