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泰德·普瑞斯　(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领导力和财务绩效专家;佛罗里达大学沃灵顿商学院客座讲师，上海财经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领导力管理学、人力资源、企业战略等，著有《卓越领导者的3大财务风格》、《商业个性与领导模式》等。)

　　选择拥有高素质却不能带来更大商业价值的领导者，还是选择个人素质不高却能为公司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领导者?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现代领导理论重视个人素质而不是结果。

　　历史，固然是人民创造的，但历史的剧本却需要英雄来编撰、演出和导演。同理，一个国家和企业的产值固然是全体纳税人和员工的共同劳动创造的，但生产率的提高却最终是由杰出高效的领导力推动的。因此，如果说生产率的提高停滞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么也就可以说经济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领导力危机。

　　至今余波未平的这场“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显示，全球正遭遇史上最严重的领导力危机，也至少证明了，自大萧条沿用至今的领导力理论仍然充满缺憾。

　　因此这也似乎在告诉我们：是时候植入新思维，探讨领导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了。唯有如此，才可能更精准、更及时地预测全球范围内的商业、社会及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从而更有效地预防未来的危机而非单纯地在危机发生后亡羊补牢。

　　从内在定义转向外在定义

　　根据普遍流行的西方现代领导力理论，领导力通常与个人魅力、人际交往技巧、心智等因素联系在一起，认为高智商、受过良好管理教育及拥有大量信息的管理者，能较好完成复杂的事情，成为优秀的领导者。

　　然而，现代领导力理论关注领导素质，并不意味着现实的商业活动中组织能借此获得更多的盈利，或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选择拥有高素质、却不能带来更大商业价值的领导者，还是选择个人素质不高却能为公司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领导者?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居然成为现代西方商业领域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是因为，现代领导理论重视个人素质而不是结果，然而，现实商业活动中，领导力追求的是超出竞争对手的价值。

　　例如，苹果公司的前CEO乔布斯是出了名的性格傲慢、行为乖张的领导者。纯粹以个人素质而论，他可能是素质低下的领导者，以至于曾因此被苹果公司开除。然而，乔布斯最终又回到苹果公司，因为其能够为公司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乔布斯也因此被全球各大知名媒体及业界同仁称为“21世纪伟大的商业领袖”。

　　可以看出，现实的商业竞争，正在要求领导力从内在的定义转向外在的定义——由市场决定的定义，只有结果才能定义领导的成功。而这正是现代领导力理论不能达至的地方。

　　领导素质与商业结果关系不大

　　既然市场要求领导力转向为企业创造价值，并且素质不高的领导者也能为企业创造较高的价值。那么，从普遍意义上讲，领导者素质与商业结果的关系是什么呢?许多最新的研究证明，领导者素质对商业结果影响不大。受过高等教育、非常理性、判断力很强的领导者，未必能够处理好复杂问题，并产生良好结果。有时，少一些所谓优秀领导者的特质，结果反而更好。

　　领导结果往往与个人魅力无关。著名作家吉姆·柯林斯在其著作《从优秀到伟大》中指出，个人魅力往往与领导结果无关，甚至呈负相关——无论是国家、军队还是企业组织，那些在看似强盛却因为一个低级错误而一溃千里的，基本是在拥有一个魅力四射的领导人时发生的;相反，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马克·扎克伯格等都是性格内向、没有娴熟社交技巧的领导者，从传统理论意义上讲，他们可能不够优秀。然而，这些人却为他们的公司、股东创造了耀眼的商业价值。据《人才心理期刊》研究，个性与工作表现也是没有关联的。

　　记住：将自己做小，才能把企业做大!

　　拥有信息越多，结果可能越坏。另一项关于行为策略的研究证明：分析和判断能力很强的领导者，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尤其在拥有较多信息时。拥有信息越多，领导者就有更大空间选择他们想要的数据，剔除那些与分析不相符的数据。有时候，少一些信息就少了过度诠释和模糊性，反而可能产生更好的结果。

　　例如，美联储曾对其从1986年到1996年的金融预测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其预测结果大多是错误的，预测准确率甚至比不上民间经济学家。美联储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经济数据，民间经济学家则只有微不足道的数据资料。

　　投资方面亦是如此，事实证明，投资指数基金，不论长短期，其回报表现都比那些所谓的积极投资组合更出色。

　　记住：如果想靠投资赚钱，与其聘请投资专家，倒不如直接投资指数基金。少一些所谓的专业，可能有更好的投资收益。

　　领导结果与教育程度、智商负相关。教育是否是一种收益更高的投资?对于个人来说或许如此，因为他们确实能得到更高的职务。但对于聘用他们的组织呢?尤其是接受过更高的金融教育，拥有更高的金融资格，诸如工商管理硕士、博士，能否帮助管理者成为更好的商业领袖?

　　很遗憾，研究显示，商业触觉与学历呈负相关，金融教育可能导致更坏的结局，持有博士学位更是如此。少一些教育似乎意味着更大商业价值。

　　最近这轮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败局证明：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博士并不能有效预测或挽救数以百亿计资产的爆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创立者是两位世界上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而1998年的金融危机，该公司险些拉倒全球的金融体系，由此亦可见一斑。

　　后天的教育“没用”，那么，领导者先天的智商对于组织是否有价值?真正聪明、拥有高智商的人，会成为更出色的商业领袖、创造更出色的商业价值吗?毫无疑问，太笨的人当然管不好企业，也不会获得当领导人的机会(除非他们是世袭王朝的继承人，但那也很快被聪明的大臣或宗亲架空甚至废黜)，但太聪明一样会被聪明误。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基于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他们分析了人的智商与财富创造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当人的智商超过120时，财富创造与智商往往呈负相关。更高的智商意味着较少的商业价值创造。因为，拥有高智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更好地进行决策。高智商的人往往容易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因此，不能假设某个CEO是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就认定他能赚钱。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要聪明、受过教育，便不能成为强而有效的领导者，只是说，能否成为优秀的领导者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由教育、智商等因素决定的。

　　决定领导结果的是理性决策能力

　　如何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事实上，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且认知偏差往往是无意识、不易觉察的。这使得领导者在决策时并非基于理性的考虑，以至于决策错误，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

　　认知偏差往往源于领导者的过分自信。领导者相信个人拥有有效响应或处理各种情况的能力。但事实上，领导者极有可能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技巧、智力或合适的环境，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过份自信而产生的认知偏差在拥有数学、物理学或其他理科博士学位的所谓定量分析师、财经分析员等人身上特别明显，这解释了为何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金融服务公司的CEO及美联储的高级人员会作出完全错误的预期。

　　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研究发现，50%的投资偏差是由基因决定的。而良好的教育并不能改善这些偏差。

　　明显的，认知偏差是一种行为瘾，导致领导者作出一些自我感觉良好但会带来坏结果的行为。领导者要克服认知偏差，做出理性决策，并不需要知道更多的商业知识，反之，他们需要更了解自己。除非他们知道自身内在的、下意识的决策动机，否则永远不可能成为好的领导者。好的领导者就是那些充分了解自己又可以弥补认知偏差的人。

　　这解释了为何吉姆·柯林斯在其《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总结：最好的领导者，是那些常常保持低调、谦虚的人，他们能认识到自身的认知偏差，从而进行调节，以做出更理性的决定。

　　现代领导力理论

　　领导理论是研究领导有效性的理论，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因素以及如何提高领导的有效性是领导理论研究的核心。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领导生态学发展为领导动态学研究，导致了领导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

　　现代西方领导力理论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社会及人际交往能力强是成为优秀领导的必要条件。

　　◎更高的智商及学术水平会带来更出色的领导结果。管理人员拥有更好的金融教育，譬如说工商管理硕士，可以更好地分析情况，带领企业取得更好的商业成绩。而良好的心智有助管理者处理复杂事情。

　　◎理性领导者能做出更好的决定。理性领导者可以建构及保持更理性、更正规的组织流程，只要组织流程顺利进行，组织便能不断创新，推出全新的产品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