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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到深处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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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到深处是人才”

2020-11-09

“以前说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现在我们认为改到深处是人才。山东下一步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和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出一个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配套办法。”山东国资委副主任樊军如是表示。改到深处是人才、“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之际,国企高管们该如何选择?如何有效推进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金秋十月,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宋文阁、上海市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研究员陈禹志、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于吉做客《董事会》。


  《董事会》:你如何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


  宋文阁:我觉得,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这个指导思想在此次国资国企改革中应放在突出位置体现,这新一轮的国资和国企改革与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人,在于企业家,在于一大批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当务之急,是真正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要让一大批职业经理人脱颖而出,职业经理人走向前台来管理企业,而不是行政官员、红顶商人来管理企业,这样国企才能搞好。


  陈禹志:这个能够实现,关键是看改革的力度、深度。要实现,有几个前提条件。一,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三中全会提出的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第二,董事会要有用人权。所谓职业经理人,他是和董事会签订合约的,双方的权、责、利在合同里列出来,包括任期。组织上任命,不是职业经理人。第三,真正取消企业行政级别,按照市场化运作。第四,形成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和队伍。职业经理人,有这个需求肯定会有这个供应。长期以来,国企基本上没有这个需求,职业经理人队伍、市场当然就很难形成。


  于吉:这是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是要遵循这一规律,使市场在经理人的产生、使用、生存、成长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董事会》:当前国企健全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宋文阁: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束缚,主要是从形式上和实质上去行政化、去级别化,经理人要职业化、专业化。管企业干部的组织部门一定要放权。现在有些地方的国企领导班子,是组织部门管、国资委协管。改革,应该明确组织部门、国资委到底管谁,是董事长,领导班子,还是其他,要重视按企业发展规律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其实,说到底职业经理人由市场来“管”。


  陈禹志:传统国企的人事是和党政干部管理是一样的。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国企这种管理方式要做改革,但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涉及到党管干部、当事人利益。你看,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发了很多文,很难执行。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很难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融合的最佳载体。深化改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我认为这是个趋势。但是,是逐步的、渐进的过程。你看,国资委从2005年就开始董事会试点,到2014年还是在搞董事会试点,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选聘副总经理。


  这个改革,可能要至上而下来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定了以后,下面推进会很快的。比如这次央企负责人的薪酬问题,是最高层面推动的。


  于吉: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外部的挑战。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二是企业自身的挑战。国有企业多数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建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但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例如,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应当是董事会的职权,但是在国有企业却是由上级部门决定,董事会无权作出决定。三是企业领导本人的挑战。国有企业领导人官本位思想比较突出,思想观念有待更新;国有企业领导人“唯上”比较普遍,平等的契约精神有待熟悉。


  《董事会》:你如何看待一些国资背景公司,比如中集集团(000039,股吧)总裁麦伯良这样主动转身做职业经理人的行为?


  宋文阁:这个可能是异类,不具有代表性。不少人鱼和熊掌想兼得,体制内的身份、体制外的好处。要造就干净的、纯粹的、合格的职业经理人。


  陈禹志:这说明,国企是可以实现职业经理人制度的。职业经理人,可以市场招聘,可以企业内部产生。关键的是企业是不是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能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于吉:麦伯良是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是职业经理人的楷模。在他的带领下,公司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一家世界著名的行业龙头企业。


  《董事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这是否会带给国企高管较大改变,乃至是命运大转折?


  宋文阁:要把行政级别这个制度障碍拔掉,否则就是空谈。央企大多是副部级正厅级,民企没有级别,按价值创造、对社会的贡献来说,很多央企比不上没有级别的企业,要级别干什么?


  陈禹志:对个人来说,有个选择,你是当官还是赚钱?有的国企老总,既想组织任命,又想拿市场化的薪酬。原来是体制内的,通过董事会聘,取消了行政级别,对个人来说是个革命。还有一点,国企,往往董事长事无巨细,总经理成了副总经理。如果董事会聘总经理,明确哪些权利交给总经理,两者职权就分清楚了。


  于吉:这会对国有企业高管带来很大冲击,甚至命运的变化。一是聘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职业经理人需由董事会决定,改变了过去国有资本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二是产生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不仅改变了过去的任命制,而且扩大了选聘的范围。三是管理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职业经理人实行契约化管理。


  《董事会》: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难。国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否有兼顾公平、效率的道路?现在40岁以上的国企高管,一下子改为职业经理人,有人说不适应。对于国企高管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合理性?


  宋文阁:职业经理人要完全市场化的选聘,出资人可以明确选人用人标准,但这个标准需市场化,不能再将以往的出任过什么级别的干部多少年作为条件,人为设置限制门槛,缺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怀和境界。要有胸怀,全球化、市场化选聘人才,不要设置制度障碍,否则,留学回来的、从华尔街来的精英,怎么脱颖而出?至于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不公平!


  陈禹志: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包括国企改革。你注意,这次三中全会提出的叫全面深化改革。光动一项改革,可能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职业经理人制度,如果董事会的职权没有搞清楚,怎么聘?原来国企聘职业经理人,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请来总经理,薪酬双轨制,收入差异带来责任问题,体制内的人会推卸责任,另外,副总经理是对总经理负责还是对组织负责?光是解决一个问题,没有系统地解决,很多问题会暴露出来。


  于吉:国有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须兼顾公平与效率,即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方针。


  《董事会》:关于职业经理人制度,你最想和国企高管们说什么?


  宋文阁:改革,总是要有一部分人付出改革的代价,有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红利。现在,需要一批有胸怀的企业负责人退出企业的舞台,把机会让给职业经理人。


  陈禹志:对他们来说,挑战、机遇都有。职业经理人有专业的企业经营管理才能。体制内的人,需要适应,提升专业能力。还有利益问题,当官还是赚钱,不能两者兼顾。所谓机遇,这个改革是趋势,关键看怎么把握。很多体制内的国企干部,有相当的修养,你给他做职业经理人的舞台,就会不断造就职业经理人——你有这个需求,就会有这个供给。


  于吉:职业经理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国有企业的高管应当成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国有企业领导人转变为职业经理人,应当发扬担当精神、创新精神、契约精神、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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