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时代最重要的主流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一个人，甚至使人变得平等。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申，这一点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之一。如今要想击败这种观点，就像过去击败教会一样困难。

　　在这一点上，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论有着不同的观点。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轻松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人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其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害处会远大于益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犯罪率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了。社会最大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名字，可能曾在学校的获奖名单上出现过。杰出的法官阿道夫·吉约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当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约为3000比1000。在50年的时间里，每10万居民中罪犯的人数从227上升到了552，即增长了143％。他和同事都注意到，年轻人犯罪率的增加尤其快，而在法国，为了这些人，免费义务教育已经取代了缴费制。

　　当然，没有人支持过这样的观点：教育不会带来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如果方向正确，教育就算不能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人物，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提出了意见，他们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说到，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培养了许多学生。

　　这种适用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的首要危险是，它犯了一个基本的心理学错误，认为智力可以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受这种观点影响，人们便尽可能强化书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都派不上用场，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诵和服从。

　　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写道：“学习课程，苦记语法或纲要，不断重复，认真模仿——这实在是一种十分可笑的教育方式，它的每项工作都是一种信仰行为，即默认教师不可能犯错误。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这些不幸的孩子表示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学校里学习必要的东西，但毕竟学习到了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译者注：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帝国在其存在的3个世纪中成为中欧最重要的国家。在它瓦解后它的组成部分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法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小国家。统治法兰克帝国的帝王出自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查理大帝统治时期它达到了顶峰。在墨洛温王朝，从481年至752年，历时241年，其间有28位国王当政，按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每代国王死后，都由其儿子平分国土。567年，占据巴黎地区的长兄死后无嗣，其他弟兄三分其领土，渐渐形成了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及勃艮第三个王国。或动物分类等知识。但是这种教育体系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极力摆脱。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公务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子女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培养他们做公务员，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一丁点儿的个人主动性。这种教育体系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而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从而使另一些人无事可做。结果，它养活了前者，却把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低层到最高层，从卑微的职员到教授和长官，大量吹嘘自己文凭的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困扰。商人想找一个可以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代理人难上加难，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谋求最平庸的政府差事。仅在塞纳省，就有20 000名小学教师失业，这些人不屑于做农民或工人，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然而，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原注：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中国也一样被强大的官僚等级制度所统治。就像在我们国家一样，他们的官职是通过竞争得来的，唯一的考试就是需要熟练背诵厚厚的典籍。今天，大批没工作的文人已经成了中国政府的棘手问题。在印度也同样。自从英国人在那里开办学校——不像在英国那样注重德育，只是纯粹为了教当地人知识——“印度绅士”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因为得不到雇佣，变成了英国当局最顽固的敌人。在所有文人身上，不管他们有没有工作，这种纯智育教育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大大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水平。这一事实我在《印度的文明》中着重强调过，而且所有造访过这个大半岛的作家也发现了这一点。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会设法揭露我们的错误。只有经验才能有力地证明，必须废除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实质性的教育，它能够劝导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都在逃避的殖民地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