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真的磁性文化大道：

真在世上的确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地成功，但是所有的成功，小到个人、企业，大到政党、国家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了只有准确地把握了目标对象的需要所在，相对最优地（或者在一定程度上，碰巧、无意之中）满足了目标对象的需要，才能引来他们的竞折腰。

真在个人层面，譬如直接以选民、读者、顾客、病人为衣食父母的政党、企业、政治家、作家、营销员、医生们自不待言，必须要清楚目标对象的需要所在。即使是科学家，发明家，或者再极端一点，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也得要明白自己的目标对象是谁，为谁研究，为解决什么疑难问题而研究，最终才可能被目标学科、目标学者们所认同和接纳，才有存在的价值。

真在国家层面，譬如近四十年中国经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因为痛定思痛后的中国政府主动而市场化地顺应和满足了人们的逐利需要，而非罔顾事实的国学大师们所自我标榜的，应该归功于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复兴，那纯粹是毫无根据的瞎掰。

儒家文化如果果真值得被记上一功，那么为什么没有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前，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儒家文化虽然长期占居了统治地位，但中国却不能产生一个百舸争流，生机盎然的市场社会？

儒家文化如果果真像遗老遗少们所讲的无比优越，那么为什么绝大多数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无论国有、民营，无论在国内多么的声名显赫，也无论在自我的宣传包装中多么成功地实现了全球化，除了在欧美企业不愿问津的边穷国家和地区尚能赚点辛苦钱外，在国际竞争的主流市场，竟然不能挟优秀的儒家文化而占有一席之地？

儒家文化如果果真可以成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经典教材，那么为什么大凡有外资企业进入的行业，能够叫得响的品牌，或赢利能力强的企业大多数也是外资。这就是说，即使在自己的家门口，即使中国企业享有了儒家文化的保驾护航，享有了爱国主义支持的天时、地利，如果是论竞争力，依然要败下阵来？

儒家文化——就其主体而言，崇尚权威，讲究等级，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强权底下，创新无存——在我们看来，不但无任何的功劳可言，而且与中国经济的“双创（创业和创新）”追求格格不入。

关于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中的真正价值，或许一个韩国人十多年前的直言不讳更能发人深省。

我是一个韩国人，我们国家的英雄赢得了可贵的出线权（世界杯足球赛）。毋庸置疑，这是一次征服性的胜利。在观众席上，我遇到了几个中国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我们的胜利表示高兴（请注意是高兴而不是祝贺），并在场上与我们一起加油、欢呼，似乎胜利也是他们的一样。

对于这种举动，我们的大韩民国当然是欢迎的。可是我的确对这种行为感到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如此发自内心的雀跃呢？他们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同是亚洲人，你们的胜利代表我们的光荣，也代表着我们进步的可能性。西方人必须改改瞧不起亚洲人的习惯了。

听到这些，我不仅感到可笑，如果说在场上我们还能同欢呼的话，在场下，这个导致你们为我们而高兴的原因，使得我有勇气冒昧的对你们直言韩国的想法。

遥想古代，我们被叫做高丽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都源于你们，相对你们来说我们只是一种文明的派生，我们只是挣扎在你们一隅的劣等生灵，我们没有自我，我们没有尊严，在我们的历史上即使是强大的李朝，对你们也毫无抗衡之力。

幸运的是上帝非常公平而精准地给了我们其它东西。因为我们国小他给了我们更多的智能；因为我们贫瘠，他给了我们强健高大的身体；因为我们屡遭侵略，他给了我们玩强的意志；因为我们人少，他给了我们团结的精神……你们所说的亚洲光荣，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荒谬，请清楚地铭记一点：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而不是大洲。希腊不会以英国的光荣为光荣，我们之间的联系，仅仅是经度上相差15度而已。我们因为这种地理原因而共有的东西，在我们胜利的动力中是显得那样的惨淡无力。你们曾经给予我们的东西——儒家思想、平和、善良……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我们胜利如此迟到的罪魁。我们的胜利来自玩强，团结，以及你们所摈弃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们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人民，而不需要其它人苟延残喘地沾及。

我很幸运的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我们初露锋芒的时代，这个我们打败了我们老师的时代，这个展现我们伟大的时代，这个不以国家大小，人口多少，矿产贫富为衡量标准的时代，就像不应以肤色评判人的优劣一样，在这种科学的准绳下，大韩民国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