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和用钱，是管理工作的杠杆，也是权力的核心内容。一个单位不能实行法治化管理的表现很多，但其核心表现就是上级不能依法行使人权和财权，下级也常常把不能实行法治化管理的责任归咎于上级不依法用权上。不依法用权，貌似造成不能实行法治化管理的根本原因，但果真如此吗？有没有一种情况：上级依法用权却没有实现法治化管理呢？有的同志或许会持否定态度，这里不妨举个例子。

　　我工作过的一个单位，用人是唯才是举，用人的制度流程是：基层推荐、机关审查、leader集体开会研究。整个一套用人制度很规范，监督也很到位，制度执行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当十多个名字拿到会议上研究后，结果有时会出人意料，甚至引起底下一片哗然，偶尔还会引发告状问题。此种情况下，谁敢说leader不是依法用权？谁又敢说这就是法治化管理？可能有同志会说：“只要leader按照下面的想法把真正有本事的人用起来就可以实现法制化管理了”，关键是，如果leader按照下面的想法来用人，那还叫依法用权吗？其实，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导致问题出现尴尬局面的原因很简单：人才标准不量化。

　　人才标准不量化其实就是用人制度不量化，制度不量化极易导致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如同刚才的例子，由于人才标准不量化，那么leader在用人时就会按照的自己的标准评定人才和作决定。leader按照自己的标准评定人才和作决定，本质就是人治，但这种人治又是符合用人制度规定的，这种状态就是常被众人忽略的“人治合法化”问题。在人治合法化状态下，leader可以在法制框架内按照自己意愿和想法办事，这时我们就会发现leader手头权力很大。当权力掌握在人的手里时，其本质就是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是法治化管理的根本障碍。所以，要实现法治化管理，根本的出路就是要消除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问题。

　　如何消除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呢？党的第十八届中纪委全体会议上提出一个观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许多人常把这一观点理解为“依法用权”。什么叫“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把权力融合到法制中使“权”与“法”融为一体，而不能让它像老虎一样从法制里蹦出来而单独存在。我们常讲“依法用权”，其实就是权力已经脱离法制单独存在。从此角度讲，依法用权恰恰是人治的核心特征。权力一旦脱离法制单独存在，结果就是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而将权力与法制融为一体则是权力法制化。可能大家很难理解权力人物化、权力岗位化与权力法制化之间的区别，举个例子，比如用人上，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的结果是“想用谁就用谁，leader说了算”，而权力法制化的结果是“该用谁就用谁，法制说了算”。例如，某个大型超市规定：“营业部经理空缺时，由上一年度销售业绩高的售货员自动接任，其若主动放弃或已经离职，则由销售业绩排名后一位的售货员自动接任，如此类推”(暂且不论此规定是否严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超市老板，如果售货员都知道这个规定，你敢违反规定擅自改变用人吗？这就是权力法制化。

　　综上所述，要实现法制化管理，关键的就是要对法规制度进行科学的量化设计，切实消除法规制度中的人治空间，从而达到消除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的目的。消除权力人物化或权力岗位化之后，人治合法化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依法用权”问题就能有效回避。然而，目前许多组织特别是企业，在法制设计上都是原则性的条款多，量化性的规定少，导致法制中留有很大的人治空间。有的甚至还设计出许多非常不合理的制度条款，比如，有的单位在规定某个岗位的职责任务时，先罗列七八项职责条款，加上一句“完成leader赋予的其他工作任务”，这就导致该岗位的职责任务被放大，leader的权力也顺带被放大，这样的单位能不进入人治管理状态吗？

　　有同志或许会认为：“如果对法制进行量化设计，会导致法制过于繁琐而不易执行”。其实，只要法规制度关切到人的利益，只要人们能在法规制度上看到个人的发展希望，再繁琐的法规制度也会被所有人牢牢记住并坚决地执行